学人说｜中产阶级的育儿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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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许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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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过去的两年中，我一直过着住在深圳、工作在香港的双城生活。我租住的小区就在口岸附近，因此有很多跨境学童（注：指拥有香港户籍、平日在港校读书，但在深圳居住和生活、需要往返通关的学生群体）的家庭也会选择居住在此地陪读。于是每天早上六七点，我就伴随着跨境学童和他们家长乌泱泱的大队人马过关到香港。很多小孩儿一边睡眼惺忪趔趔趄趄地赶路，一边被家长催着快点儿多吃几口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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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晚上回来深圳的时候，就可以听到邻居小孩儿A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弹着欢快的钢琴曲的声音，邻居小孩儿B和他的爷爷为了玩多长时间iPad而争执不下的声音，以及邻居小孩儿C的母亲声嘶力竭的吼娃的声音：“刚才不是讲过了吗！怎么又忘了！”“说！到底是什么关系？相关关系呀！”“你看我有什么用！答案长我脸上吗？”。这么多声音交织在一起，此起披伏，好不热闹。

▲ 来源：《爸妈辅导作业合集：孩子写作业，爸妈两行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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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受过一点社会学训练的旁观者，我不禁开始思考：这样的一群城市中产父母，有着光鲜的工作履历和不俗的生活品味，住着租金抵别人一两个月工资的房子，费尽心思为小孩儿提供了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他们为什么还总那么焦虑？

放眼望去，这样一种焦虑感以及由此形成的“中产育儿鄙视链”，绝不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城市家长中，而是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之前朋友圈一篇《目睹了美国家长推娃的盛况后，我内心现在慌得一批》的文章被广泛转载，短短几天阅读量好几百万。韩国一部名叫《天空之城》的电视剧，因为深刻揭露了韩国精英阶层为了将子女送入顶尖名校而无所不用其及的阴暗面，成为了收视率爆表的现象级神剧。香港TVB纪录片《没有起跑线》透过追踪孩子从幼稚园到中学的不同学习阶段的真实家庭，给我们呈现出那些誓要让孩子“赢在子宫里”的“怪兽家长”或“直升机式父母”现象。

▲ 来源：《天空之城》海报

所以在这个月，缪斯夫人想和大家严肃地谈一谈“中产阶级的育儿焦虑”。我们将会邀请上海交通大学的沈洋教授和大家分享一下她所面临的生育选择，还会邀请复旦大学的田丰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的张卓妮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穆峥教授，以及纽约城市大学的徐宏伟教授来为大家分别介绍一下上海、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家长们都是如何“推娃”的。我们也非常欢迎身心饱受摧残的老母亲老父亲们说出你们的“推娃”故事，把你的痛苦分享出来，让其他人都感同身受。有兴趣的请留言或私信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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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中产，真苦逼？

育儿焦虑从何而来？最近关于这一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看法，焦虑来自于中产阶级对向下社会流动的恐惧。

育儿焦虑当然并不只单单存在于所谓的中产阶级中。但为什么这样一种焦虑在城市中产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们是真正在遵从和践行这个社会游戏规则的人。对于上层阶级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甚至更过分一点的，有人本来就出生在罗马，随心所欲，所以用不着焦虑。而对于底层阶级来说，鲤鱼跃龙门，机会就算存在，成本和风险也非常高，有心无力，所以犯不上焦虑。只有处在社会夹心层的这群人，一边艳羡着上面的风光无限，一边忌惮着下面的万丈深渊，最是容易思前想后，左右为难。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只是来自一个不知名的小县城，甚至是农村，但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当然也是搭上了时代发展的顺风车），从名牌大学毕业，找到高薪工作，获得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实现了阶层的跃升。而当他们为人父母以后，面对一个经济增速放缓而竞争却日趋激烈的中国社会，他们最忧心的便是如何能让自己的子女继承自己的学历、职业和地位，跻身精英群体，从而避免向下的社会流动。如果这种精英地位的代际传递无法被实现，对于他们来说，此刻的风光也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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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高薪白领来说，“中产”就是一种幻觉。而育儿就是把他们从飘飘然的幻觉一秒拉回现实的沉重话题。你自认为是中产阶级吗？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一书中，让读者先自问三个问题：

1. 房贷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或是你根本不敢想购屋置产）？

2. 你打算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吗（或是你连婚也不敢结）？

3. 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或是你连孩子也不敢生）？

三个扎心的问题，如果你被任意一个戳中了，那么很不幸，你顶多算个假中产。确实，在大城市中，优质教育资源总是稀缺的，就算年收入六七十万的家庭，面对天价的学区房，花样百出的兴趣补习班，动辄好几万的出国游学费，往往也是捉襟见肘。更不用说花在孩子身上无法计数的时间与精力。有多少老母亲们，白天上班，晚上上课，被硬生生逼成了推娃界的三八红旗手。

你可能要说，这不是自找罪受吗？育儿至于要下这么大的血本吗？想当年我们小时候，养个娃哪有这么娇贵，不一样好好长大了吗？自古以来大家都这么养孩子，为什么偏偏现在就特别难了？你还真说对了，时代真的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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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教养，失控的理性？

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家庭日趋小型化，以及对于“人口素质”的强调，父母的焦虑还来自于整个社会对育儿期待的不断提高。

美国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曾在1985年凭借《给无价的孩子定价》（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一书获得了在社会学界非常有分量的C. Wright Mills奖。她在书中指出，从上世纪开始，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孩子，对于家庭而言，变成了一种“经济上无用但情感上无价（economically useless but emotionally priceless）”的存在。父母对孩子的投入也变得越来越不计成本，而又不求（经济）回报。

而这样一种对孩子“价值”的观念转变，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孩子的愈发珍贵，促使城市中的中产父母把育儿模式逐步变成了注重质量的精耕细作式的培养。加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儿童心理和儿童发展理论的大量引进，家长们试图在五花八门的“科学育儿法”中找寻养育子女的不二法门，却往往又落入了“过度教养”（overparenting）的误区。社会对育儿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却并没有提供能与之匹配的公共资源和服务支持。因此，繁重的育儿责任进一步加诸在家长身上，而这更加剧了家长们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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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和90后可能是受生育政策干预最深的两代人。在他们出生的时候，计划生育国策的严格施行使得他们中绝大多数成为了家庭里的独生子女。而等到他们开始组建自己家庭的时候，国家为了减缓人口老龄化趋势，调头开始鼓励他们多生孩子。这样一种从“计生”到“催生”的政策变化不幸都让80后和90后碰上了，结果就是现在大量“422”家庭（双独夫妻需要供养四个父母和两个子女）的出现。这样一种家庭结构不仅给身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青壮年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和中国家长（特别是城市中产家长）对生育和教养孩子的理解。80后和90后的城市中产父母在孩子在各个年龄段应该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并在育儿上投注了无限的感情、精力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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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在孩子教养上的投入看起来已经过度甚至是逐渐失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选择却是高度理性的。中产阶级父母往往比大多数人都更清醒理智和精益计算。没有人不想拥有轻松和谐的亲子关系，但末尾淘汰的残酷竞争体制使得他们不得不推娃，处于社会夹心层并随时可能向下流动的尴尬地位使得他们不得不推娃，亲戚邻居同事之间有意无意的攀比对照形成的“育儿鄙视链”使得他们不得不推娃。总之，推娃的理由不一而足，但随便单拎出来一项都有着让人无从辩驳的合法性。这也是为什么中产阶级的父母们，一边愤愤咒骂着这变态的游戏规则，一边又无可奈何的随波逐流，甚至生怕落在人后。

许多多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研究助理教授

高等研究院青年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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